埃及、赫耳墨斯传统与塔罗：赫耳墨斯的哲学系统

从很大的程度上来看，赫耳墨斯学派的写作者要表达的只是另一种版本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我们一眼就可以认出这种关于这种创造的进程系统。赫耳墨斯学派有一个版本叫做Poimandres，第一个流溢是Nous。Nous为阴阳合一，产出第二个流溢体Demiurge（德穆格），Demiurge产生七个governors，他们就是命运支配者和赋予者。人类的灵魂从Nous历经七个governors后落于物质世界。在占星学理念中，每一个灵魂在出生时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归属星座。

然后就是死亡，死后灵魂便脱离肉体经过七行星返回天国，每经历一颗行星便丢弃相应的“枷锁”。对文艺复兴时期来说，赫耳墨斯主义的这种思想与他们的类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对这种观点持接受的态度。

赫耳墨斯学派的文字中既有诺斯替思想中的悲观成分，也有乐观成分，可以说是两者奇怪的融合。这同样也说明了这篇东西是由许多不同的作者写作而成。在有些篇章里说道人的肉体是黑暗的监狱、囚禁灵魂的牢笼。但在另一些篇章里却强烈地趋向于乐观派，提到万物有灵、万物皆神的思想。这种乐观派的风格很可能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写，所以这篇东西产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

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观点使得新柏拉图主义和神秘主义教派取得联系。上帝本身是超验的，也是不可知的，到达神之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经验。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会将乐观与悲观的调和在一起，这点不是很清楚。物质同时拥有善与恶两种特质，一个人既要为了束缚于肉体感到欣喜又要致力于实践灵魂的提升。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将两种对立的要素进行调和，而仅仅只是简单地接受这种看法，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都知道这两种对立的情况皆被Hermes提及过，所以他们就认为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因为其来自于伟大的赫耳墨斯，如果这个人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至少他知道赫耳墨斯能够理解，这便足矣。

在赫耳墨斯学派的文字中有许多细节都会使我们想到塔罗。比如赫耳墨斯的门徒Tat经历了神秘主义的死亡与重生之旅，这可能只能算巧合，但是这些描述是在资料集中的第十三册书里，而这本书恰恰有22个章节。在这种情形下，Tat的灵魂得到了新生，并在下沉到世俗的过程中逐一受到各种负面能量的影响并被赋予相应的特质，在整个过程中，这种传授都是完全被动的，只能眼睁睁地使整个过程进行，

在诺斯替神话里，新柏拉图主义中的Nous（奴斯，理智）被称为Light（光），这让我们想到从塔罗牌第16到19这段旅程。

正如最后一张大牌——世界的牌图中所展示，Nous是阴阳合一体。在神秘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超越二元，与Nous融为一体。所以世界牌图中的阴阳合一形象就是代表着这种思想。在赫耳墨斯文集中，有写到一段对话，Asclepius（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问赫密斯，上帝是否同时具有两种性别？赫密斯的回答为“是”，而且不仅仅是上帝，动物、植物皆然。

塔罗牌展现的是一组介于俗世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世界，在奴斯、逻各斯与造物主三位一体之下是各阶天体。在天体之下则是埃及和希腊的各位神明以及各种抽象的理念。

Tarot Symbolism的作者Robert O’Neill层尝试列出了塔罗牌与赫耳墨斯文集中各神明的对应。当然，这些对应只是尝试性的，所以也就不列出了。不过这些对应即便很牵强，但至少说明了塔罗牌与那些神明一样，都是一种中介体，只不过塔罗牌是以符号象征系统的形式来反映人类到Anima Mundi（世界灵魂）之间一级一级发展的“阶梯”。

经过对塔罗漫长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到，塔罗只是一种传达神秘主义思想的媒介，但是在其他诺斯替系统中我们却很难找到这种与塔罗类似的系统。直到我们接触了赫耳墨斯主义的文章才发现了这种与塔罗类似的一套系统。这就使我们得知，正是通过赫耳墨斯才使得许多诺斯替神话联系到文艺复兴时期并直接对塔罗起到影响，至少赫耳墨斯文字中的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塔罗大牌的符号类型。

所以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思想并不适用于塔罗设计者的系统结构，这个系统结构很大程度上吸取自赫耳墨斯文集。赫耳墨斯文集被带回意大利并被费奇诺翻译成拉丁文的时间是1460年，而塔罗出现的时间大约是1440年，显然赫耳墨斯文集来到意大利的时间要晚，以至于看上去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到塔罗设计者。但是赫耳墨斯文集核心要素的来源渠道是很多的。

参考资料：
《Tarot Symbolism》by Robert O'Neill
《The Tarot: History, Symbolism, and Divination》by Robert Michael Place
《A History of the Occult Tarot》by Michael Dummett and Ronald Decker